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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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师》:资料上讲,杨振宁先生头一个回来访问后,回美国就很努力地为中国做宣传,李先生当时回国访问后,做了什么?

何祚庥:他跟我讲过,杨振宁先生在1971年首先回国,我们这边给予了很好的接待,他之后返回美国,到处宣传新中国。而李政道先生是第二年回国的。虽然他也来跟我们中国科学界交流访问,也想了解新中国,但他也讲了,要请我们谅解,杨先生做的许多事情他不能做。

为什么不能做?他跟杨先生不一样,他哥哥姐姐等主要亲属都在台湾。有些还是那边的大官。他说如果我回美国去说得太多了,会影响到那边的亲属的处境。杨先生恰好反过来,他父亲、母亲在大陆,岳父也在大陆。这样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两个人行事风格不一样。

但这不是说李政道就没有为新中国做事,比如胡乔木和谷羽夫妇出国(指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胡乔木夫妇),1989年3月是由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牵线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美的。那时候他们不是以官方身份出去的,而是以私人身份,更方便。他们位到美国就是李政道帮助介绍安排,在美国住了一个多月。

这只是其中一件,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可以说李先生帮助中国就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情。

1980年3月,何祚庥(中)、戴元本(右) 在李政道先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合影。

《科学大师》:我看到网上有一张照片,是您和其他科学家到美国访问,和李先生的合照,那是在1980年。当时是什么情况?

何祚庥:1978年以后,我们国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那时候把彭桓武先生(两弹一星功勋)请来当所长,我当副所长。当然是由彭先生主管方针大计。关于很多细节工作,由我协助帮彭先生办这个所。但我之前从没办过这种事,不懂。

李政道先生他们在海外待了那么多年,我就跟他请教说,现在要我去做这个事情,你说我该怎样办?他跟我说,你看这么办好不好?我给你安排一下,请你到美国各个研究所走一走,看看美国的研究所是怎么办的。

当场他就给我设计了一个路线图,第一站到什么地方、第二站到什么地方、第三站到什么地方、第四站到什么地方,最后一站就请我们去杨振宁先生的石溪研究所,然后是安排到他所在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整个是从西到东,在美国兜了一圈。

1980年,我们研究所那次一共派了5个人去,我、戴元本、郝柏林、郭汉英(郭沫若的儿子),还有一位是朱熙泉,更年轻的同事。我们一行人在美国转了一圈,机票由中方支付,对方机构招待。所有这些也都是李先生事先安排好的。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李政道在美国学界的权威之大,他一个电话打过去,各个学校、研究所都积极支持。

我们去的这些人,当然是大大开了眼界,感到很有收获,原来世界大势是这么回事。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和国外学界是没有沟通的,闭塞得不得了。杨振宁先生带头回国访问,李先生又回来,帮助我们走出去看看世界,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帮助新中国进一步打开对外交流的国门。

李政道先生很注意怎么培养后辈学生,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就是他最早倡议建立的。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哪怕你博士毕业,要作为现代科技的更高级的人员,也是不够的,这种机制我们也不知道,美国专门办了个博士后制度,他就觉得需要把博士后的制度搬到中国来,但是李先生办事和其他朋友们有一点不同的地方,他一定要问我们是否符合中国国情?问我们对这个博士后制度怎么看,听我们讲很多情况和意见,当然我们赞成,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然后他写个报告,稿子也给我们事先看过,递交上去,邓小平同意了,这才把博士后的制度在中国大规模推开。

另外,看到中国的物理学还是比较落后,李先生还牵头搞一个叫做CUSPEA计划,由他出面,从中国介绍学生到美国各个大学学习、深造,今天派一些,明天派一些,前前后后,有几百人、近千人之多!都是他安排他介绍出去的,这是大规模办的一件事。

庆承瑞:CUSPEA项目,中国派往国外的学生,都是美国各个学术机构出的经费,据我所知,当时是李先生包括李太太秦惠䇹女士全家动员起来,还有李先生的一位秘书,亲自联系美国各个学校,当时没有电子邮件,联系不方便,他们就一封信一封信手写发出去。

我们派出去的学生,事先经过考试,考试合格后美方接受了,就给学生们出国的经费赞助,不像现在都是学生自费的,或者是我们国家公费。我们那时候穷。

这就是李政道先生做的事情。为这个项目李先生亲自牵头组织了美国的几十所大学,因为他面子大,他写一封信或打一个电话,这些人都买他的账。

最早的一批学生是中科院理论物理所送出去的,后来就在全国大学中推广开了。

《科学大师》:这些事情,除了你们圈内人,一般人是不大了解的。

何祚庥:实际上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改变中国的面貌。除了我们理论物理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正负电子对撞机,也是李政道建议并帮助建立的,他帮我们请来美国的一位总顾问,那是他的好朋友潘诺夫斯基院士,他曾任美国斯坦直线加速器中心的所长,李政道把他推荐到高能物理所当总顾问,亲自下车间示范,教大家该怎么样操作。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跟美国的科学家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高能物理所就是中美合作的一个典型。

李先生在1979年还在北京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亲自讲了两个月的大课,中国的年轻学者,全国各个学校的,愿意听的都去听,我们也都去听了,讲的是统计力学、量子场论两门课。他讲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念的物理学了,物理学变化快速,中国那时候经历了发达国家的封锁,又跟苏联闹翻了,我们在科学上很多是闭门造车,世界上的科学得到大发展,李先生他们都是在物理学的第一阵地上,他能亲自讲课,那对我们当然是很有益处的。

除了李先生,包括丁肇中先生(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也一样,我在1980年根据李先生的安排去美国参访后,丁肇中先生那时候在德国,告诉我还可以到德国考察,美国那边结束行程后,我就直接从美国东部直接飞到欧洲,到了德国。

中科院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和理论物理研究所有许多工作都是李先生、丁先生在支撑着。当然,也还有杨振宁先生也从旁帮助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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