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考研，历史学考研考哪些科目
王玉哲（1913.2.7-2005.5.6），深州人，字维商，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等职。王玉哲教授在古文献、古文字、古音韵等方面有非常深厚的功底，治学主张实事求是，从不随波逐流。在诸如商族起源、商代社会史、先秦民族史、西周社会性质等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学术史上有一定影响。
求学历程
王玉哲1913年生于河北省深县张邱村。张邱在深州东北角，与饶阳、武强毗邻，处华北平原中心地带。时东有津浦，西有平汉两条南北纵贯铁路，南有滏阳、北有滹沱两条大河，且深州城里建有清末桐城古文大师吴汝纶讲过学的文瑞书院。应该说是交通便利、文化开化之地。然此地深受几千年成周文化影响，虽为京畿门户，仍是民风淳朴、安土重迁。
王家是世代务农的人家，到王玉哲祖父一辈兼营小商业，在张邱这个百十来户的村中，也算是上等人家。当时村中有两类小学，一是仍沿袭明清的私塾，另一种即民国开新风气以来，官办的新式小学。由于祖父经过商，见过世面，让他读的“洋学”。王玉哲自幼酷喜读书，在这个小学校读了六年，直到实在没有什么可读的了，才到邻村跟一位刘姓秀才学了半年《诗经》。1928年春，进深县城里高等小学就读，进学不久，全校学生不分年级会考作文与书法，他竟以一年级学生，在全校夺魁。小学毕业后，升入城里河北省第十中学，又以全班之冠毕业。
初中毕业后，因十中没有高级中学，若继续深造，必须到外地报考，但家中的经济状况，已是有些困难。祖父又一次支持了他，说服玉哲的父亲、二叔、三叔，决定让玉哲跟本村在琉璃厂开“藻玉堂”书肆的本家侄子王雨到北京报考高中。1933年秋，他考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中部。读高中后，因其读书兴趣重文厌理，一次三年级期末考试，代数竟不及格。当时任课教师是著名数学教师马文元先生。马先生把王玉哲叫去询问，他辩解说“将来我是要考北大文科的”。马先生立即严肃诚恳的告诉他“你考文科，数学不好也不成啊！不信你可以去问问胡适”。王玉哲很受刺激，自此文理并重，高中毕业会考时，数学得了满分，北大入学考试，数学考了九十多分，
顺利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1936年，王玉哲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正式学习历史科学。北大期间，他读书甚勤。首先通读了《左传》和《国语》，并时时和《史记》中相关篇章对照。发现两书体裁不同、行文各异，决不像今文学家所说，两书本是一书，系经刘歆作伪而成。随后搜集了一些例证，计划写一篇《左传》与《国语》的关系的文章。后在北大图书馆发现同学杨向奎的《左传之性质及与国语之关系》一文与自己的论点基本一致，遂作罢。在一年级第二学期写下几篇论文，较重要的两篇是《评孙海波国语真伪续考》和《晋文公重耳考》。
未久，“七七事变”，中日大战爆发，京津沦陷。他与同学们流离辗转到长沙临时大学就学，半年后日寇逼进，又参加步行团，历时两个多月，行程三千六百里，穿越崇山峻岭，进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在联大期间，王玉哲广泛选修了文史、诸子、声韵、训诂等课程，为研究中国上古史打下扎实基础。期间从冯友兰学习中国哲学史，从刘文典学《庄子》，从闻一多学《诗经》、《楚辞》，学声韵学、训诂学于罗常培、魏建功，学古文字学于唐兰、陈梦家。学问已识途径，王玉哲锋芒初露，写下不少论文，其中《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就是这一时期很具争鸣意义的文章。
1940年联大毕业后，王玉哲感到自己对中国史知识了解不足，有些古史问题，若想深入研究，尚觉吃力，决定投考研究院作研究生，继续学习，遂报考了北大文科研究所。他的成绩在当时教授和学生之间，都认为是十分优秀，考取是没问题的。但因写过《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之作者”》，而得罪了当时的代理所长傅斯年。相知劝其投考别校，莫要自取其辱，但王玉哲还是坚持参加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考试。果然口试时，冤家路窄，傅斯年主持他的面试，问了许多艰深的金文问题，搞得他很狼狈。在录取会议上，傅主张不取王玉哲，为了照顾其他教授的意见，仅录为“备取生”（当时学校招生，于正式录取名额外，再取数名，以备正取生不到时，递补），最终被正式录取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先秦史专业研究生。
入研究所后，傅斯年本来是要做他的导师，后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迁，改为是唐兰先生。期间，在唐先生指导下编集了《宋代著录金文编》。接着又以《猃狁考》为硕士论文选题，进行学术研究，经过年余努力，参考文献一百三十多种，写出十余万言的毕业论文。该文突破了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的成说，猃狁历史的来龙去脉得到改观。1943年3月3日，该论文得到答辩委员会一致肯定，顺利毕业。至此，王玉哲游学生涯结束,开始教书治史生活。
教读生涯
1943年秋，王玉哲受聘为私立华中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开始了他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教读生活。华中大学原校址在湖北武昌，抗战时，内迁云南大理，大理僻在滇西，交通不便，文化闭塞，且内迁仓促，藏书甚少，教学尚可维持，科研则很困难。即使在这种环境中，王玉哲仍勤于著述，写下了传世名著《鬼方考》，该文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度学术发明奖。1946年4月，随华中大学迁回武昌，继续任教于历史系，他前后在华中任副教授四年，直到1947年秋长沙国立湖南大学聘其为正教授，才离开华中。
翌年，王玉哲父亲在天津病危，他又向校方提交辞呈，由于王玉哲在先秦史学界的影响，湖南大学十分看重他，不接受辞呈，要他接下下年的聘书，才允其北返探亲。到津后，老父病势严重，短期内不能离津，遂于是年9月应南开之聘，在此后57年的时间里，他把全部的心血用在了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中，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前一阶段，也就是解放后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王玉哲正当四五十岁，精力旺盛，是出学术成果的黄金时期，但政治运动过于频繁，浪费了大半的精力。从辨证观点看，他也有所得，那就是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会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即使在那种以政治为主，业务为次，经常下乡劳动的不正常教学时期，他仍见缝插针，挤出时间完成了许多研究先秦史学的论文专著。古代民族史方面的代表作有，1951年的《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和1955年的《论先秦的戎狄及其与华夏的关系》。古代社会史方面主要有1955年的《试论商代“兄终弟及”的继统法与殷商前期的社会性质》和1957年的《有关西周社会性质的几个问题》等等。1959年出版了《中国上古史纲》专著。
文革后，整个学术界进入黄金时代，王玉哲已65岁，更是“老牛明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工作益加勤奋。1978年在长春召开了中国古史分期学术讨论会，他在大会开幕当天宣读了《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份问题》，再次阐述了自己坚持的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观点，向多年流行的郭沫若西周奴隶说提出置疑。其后又发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贮”和土地关系》，解决了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1980年在南开创立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博物馆学专业。1981年完成《先秦史稿》上册部分，参加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并任《战国史分册》主编。1983年率高等院校文科教育代表团访问联邦德国，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第二年，因其在先秦史界的教学工作成绩卓著，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生，这一传薪工作直至他去世，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1982年到1985年是他研究中华民族远古史出成果最多时期，先后发表了《夏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等重要论文，并编写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源流》书稿，从中可见王玉哲继承了业师钱穆先生的史学观点，其尽力阐扬民族自我价值，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很具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他又相继出版了《中华远古史》、《古史集林》等专著，还主编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卷》等大型工具书。这些著作基本能反映他六十余年潜心古史研究的道路，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他治学主张实事求是，讲究实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追求真理，敢于坚持己见，从不随波逐流。他的作品，充满了真知灼见，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而且证据充分，逻辑性强，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玉哲是一位史学良师。他从教六十余年，开设过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地理沿革史、甲骨史料选读、史学名著选读等课程。他的教学，善于启发，教人方法，讲究的是要“把金针度与人”。他视学生如子弟，既关怀爱护，又严格要求。他善于发现人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祖国各地，既有像王敦书、赵伯雄、刘华泽一些史学大家，也有如范曾一样世界级画家，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王玉哲先生是一位仁厚的长者。他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与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到他那冬日般的温煦。他淡泊名利，平和豁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终生勤勉，直到晚年，仍手不释卷，笔耕不辍。
师学渊源
王玉哲八岁入新式小学学“洋学”，30岁于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其间二十余年正处民国时期，社会变革动荡，学术界更是首当其冲。大多数学者思想彷徨躁动，生活沉闷，新旧思想冲突激荡，政治、学术分裂，时局所需，学术研究已由清季的经学转向史学领域。当时史学主要有两大流派，其一是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其二是以梁启超、钱穆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派。而深州地处华北平原腹心，系古黄河流经区域，先民开化较早，深受儒家鲁学影响，可谓人文荟萃之地。王玉哲自幼生长于斯，这对于他后来比较容易接受钱穆先生的传统史学观，不无影响。他在小学时，曾随邻村刘秀才学过半部《诗经》，后就读于北京市立第四中学，又深得著名国学教师白希三、程金造指导，督促他阅读背诵《史记》等典籍，对他研究历史，均起到了启发诱导作用。
再者对梁启超著作的研读，也影响到他走上历史研究之路及其史学观的形成。美国著名学者汪荣祖认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在这一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引介西方有关史学的概念与方法到中国，二是以他所知的西方史学为烛，照中国传统史学之幽，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化。梁启超的好友——琉璃厂“藻玉堂”主人、古籍版本鉴定专家王子霖先生是王玉哲的本家叔父。北京求学期间，每逢礼拜或假期，藻玉堂便是王玉哲落脚之地，子霖先生总要拿起一把折扇或一方砚台，向他讲述梁启超的趣闻轶事。经此耳薰目染，他大量翻阅研读了梁氏著作，如《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等。在细读《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时，因不同意梁氏的看法而讨论起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完成《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考》一文，证当为元封三年，这是王玉哲从事学术活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还读高中，但此事已见他善于发现问题、独立思考、不盲从大家的治学路径和成果，更可见在学术上他于梁氏渊源之深。
为王玉哲打下史学教研根基的当是古史名家钱穆先生。钱氏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视角出发，提出中国史学优越论和中国历史文化优越论。王玉哲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钱穆主讲中国上古史与秦汉史，他很爱听讲，从不缺席。钱氏讲上古史与别家不同，先讲战国，逆向讲春秋、西周，并不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层层剖析。王玉哲深得钱氏的文章之妙和教学之秘，为他六十余年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打下深厚基础。
众所周知，研究古史必须借助古代文献，而研究古文献，又必须对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有一定功底。王玉哲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学习时与王达津、殷焕先师从唐兰导师。唐兰教授是当时的古文字学权威，甲骨文和金文亲得“甲骨四堂”中的观堂王国维的指导。他在唐先生指导下，广泛接触金文、甲骨，用一年时间编集了《宋代著录金文编》，把宋代著录的金文，逐字作注。这为王玉哲深入研究古史，闯过了古文字关，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他在学术研究上从不盲从大家的成论，用他一句八十自寿诗，那就是“文风不惯随风转，学海滔滔一钓垂。”这在他二十岁时完成《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考》，可见一斑。王玉哲教育学生及给学生论著作序指出，“学术问题，只有在不同意见互相驳辩中，学术才能有发展，才能有创造、发明，若只有师说传授，代代相因，学术哪会有发展的前途呢？”，要求他们搞史学研究，必须学会独立思考。
道山归去
2005年4月3日首届王玉哲文博教育基金“文博新秀”论文奖在南开大学颁发，遗憾的是王老因病危住院，未能到会。该基金会因王老在南开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第一个博物馆学专业而得名，由著名画家范曾教授捐资20万元发起设立。“文博新秀”论文奖每年评选一次，面向全国高校文博类专业的本科生征集论文，从中选拔优秀者予以奖励。旨在以王玉哲教授的学术历程与治学精神勉励青年学子甘于寂寞、奋发向上、发展学术。
2005年5月6日，王玉哲因病医治无效，于天津逝世，享年93岁。5月8日上午，王玉哲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天津市第一殡仪馆举行，校党委副书记刘景泉、市人大常委原副主任王鸿江、中科院院士申泮文、著名画家范曾以及王玉哲生前好友及历史学院部分师生参加了仪式。范曾对王老评价道，“在我的印象里，王先生从未发过脾气，他为人和蔼可敬，而且有一种内心的神圣自尊。他衣着朴素而整齐干净，从内到外追求真正的美。我阅人无数，然而像王玉哲先生这样学术精深、人格无可挑剔的人实在是少。”联大同学申泮文院士老泪纵横，口中喃喃道，“玉哲是个好人，玉哲是个好人啊。”
2005年5月10日下午3点到5点，在南开大学范孙楼二楼历史学院多功能厅，举行了对他的追思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师生以及天津市有关院校和单位的100多人参加了追思会。李治安院长首先讲话，向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对范曾先生的慷慨解囊（捐款十万元，五万送给家属，五万用于办理后事和编辑纪念集等）表示感谢。
之后，魏宏运、刘泽华、孙香兰、王连生、范曾、王敦书、洪国起、南炳文、刘文军、傅玫、赵伯雄等人先后讲话，分别谈了与王老交往的感人故事，以及对王老的感激之情。最后王玉哲的女儿王兰珍女士、女婿姚瑞先生讲话，向前来参加追思会的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著名画家范曾挽王老联云：“学如鼎鼐，品如鼎鼐，从来史界称巨擘，教似泉流，诲似泉流，天下门徒哭先生。”其他几位亲炙弟子挽联云：“德被后昆千秋君子，学究天人一代宗师。”“学界悼巨擘，弟子哭良师”。门人袁林、商国君唁电：“惊悉恩师王先生驾鹤西去，不胜悲怆！先生道德风范，久为学界共推。学术文章，堪称当世绝唱。弟子幸为桃李，实属上天眷顾。承蒙教诲，指点迷津，获教良多，受益无穷。遽尔长逝，痛惜何如。学界悼巨擘，弟子哭良师。天丧斯文，曷禁悲哭。谨此永弔。弟子袁林、商国君跪悼。”
王玉哲先生是继程国璋、罗根泽之后，深州籍的又一位史学大师，近百年间衡水史学文脉延绵不绝，这足以印证衡水大地深厚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王玉哲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2]张峰.文风不惯随波转 学海滔滔一钓垂王玉哲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2，12—17.）
来源：博客“衡水凌烟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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